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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清官情结
【字体: 】  【编辑日期:2017-4-25】  【来源:六安普法网】  【作者:六安普法网】  【点击次数:

依照鲁迅先生的说法,中国历史于国人而言不过是两种,一种是“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”,另一种是“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”。这两种时代,根据笔者理解的“清官情结”,前者是“清官出现了的时代”,后者是“渴望清官出现的时代”,此种理解显然使人悲怆和伤感。贪官污吏横行肆虐时,人们自然呼唤“清官”横空出世。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“清官”,与其说是确有其人其事,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。古代和现在的社情民意都在传播“清官精神”,且引导和抚慰着社会心理,于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和大众心理上的“清官文化”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因子,“清官情结”也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。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“清官情结”的具象化人物。

据《宋史》记载,包拯“平居无私书,故人、亲党皆绝之”。也就是说包拯平素很少和人进行交往,更没有书信往来。由于“清官情结”作祟,后人把包拯加以神化,将其当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,以显示他与其他官员的不同,供后世为官从政者们敬仰和效仿。中国历史上可与包拯比肩的清官当属明代的海瑞。《海瑞列传》载,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,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一封史无前例的奏疏。在这封奏疏里,海瑞一面谨守人臣的本分,一面大骂嘉靖皇帝“薄于父子”、“薄于君臣”、“薄于夫妇”,“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”,还用了好几个“陛下……过矣”,并且表示这些“过”都是可以改的,只要皇帝“一旦幡然悔悟”,“过”的改正也只是在“一振作间而已”。他在谏诤时就已经买了一口棺材,准备“待罪于朝”,这说明他清楚他的奏疏绝不会令皇帝“幡然悔悟”,更不会收到丝毫成效,他这么做的结果肯定是死路一条。这件事的后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狱,寻移刑部,判处绞刑。但幸运的是,在海瑞还没被执行死刑时,嘉靖皇帝就提前死去了,他被即位的新皇帝释放出来继续以他的行事风格行使他的职责。海瑞的一生忠心耿耿地为大明帝国服务,可惜大明帝国仍然难以接受和理解他,使其终生处于悲愤和孤独之中。

“清官”在历史中之所以“物稀而可贵”,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容易滋生腐败、清官为“清”需冒很大的风险。在中国古代官场上,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“潜规则”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,因此自身也就很难保持清正廉洁。海瑞便是这套“潜规则”的牺牲品。他在这场“无物之阵”中,到处碰壁,越是碰得头破血流,他越要通过极端的“找死”方式证明自己的清廉,最终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。据史料记载,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十分不屑,说海瑞做官有原则、有操守,但缺乏变通与灵活,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,做应天府巡抚两年,“赋税减了三分之二”,海瑞气得骂“满天下都是妇人”。如此看来,海瑞并不一定是个好官但肯定是个清官。相对来讲,官德不佳的张居正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远非海瑞能比,而在中国民间褒扬其人的并不多。包拯与海瑞相差无几,正史和野史资料均表明,包拯似乎也没有突出的政绩。看来,国人从古至今,对官员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有政德,而对政绩并不特别看重。

崇尚清官决非坏事,但崇尚过度了,形成清官情结,就出了问题。从百姓方面来看,有过重的清官情结,就把清官理想化,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,没遇到清官自认倒霉,忍声吞气,不再拷问法律层面的问题,以为有了清官一切都可迎刃而解。从官员角度来讲,陶醉于清官情结,认为自己做到“达则兼济天下”,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,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。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,任何一个官员即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,除了履行自身职责,其他既不能过问,也无力过问,何况有些事情牵涉极广,成因复杂。清官情结是靠不住的,甚至是可怕的。希望我们多一些法治情结,少一点清官情结。唯其如此,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才会快一些稳一些。

(作者单位: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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